69年秋，已是現行反革命分子的我，抱定最後能看上母親一眼，死也要死在自己家裡的決心，半夜翻牆逃出川劇團私設的牢房，縱身跳上開往北京的火車，站在車廂廁所過道，兩天不吃不喝不合眼，回到了北京。當晚母親告訴我，在父親去世（1969年5月17日）後的三個月，即1969年8月17日康同璧病逝。

　　老太太最初不過是患感冒，先在家中調養。不想，病越來越重，便送進醫院，擱在了診察室。窄窄的床鋪正好對著門口，穿堂風兒吹個不歇，過往之人走個不停。羅儀鳳一再懇求，是否可以轉到病房。

　　院方的人白了她一眼，回答說︰“你母親不就是個社會名流嘛，這么呆著就行了。”

　　幾天後，康同璧死在了診察室。

　　記得一次閑聊，羅儀鳳對我講起西方的一則故事。她說，在一座大樓裡，住著許多國家的人，有英國人，法蘭西人，猶太人，德國人，還有中國人。一天夜裡，大樓突然起火。只見英國人去救妻子，德國人去救女兒，法蘭西人去找情人，猶太人去拿錢袋。而中國人呢，卻背著老母親向樓下快跑。──她的故事惹得我哈哈大笑。笑後，忽然覺得我的羅姨，不正是在中國政治風暴中，馱著母親疲勞奔跑的人嗎？現下，母親從她的背上滑落下來，她或許可以喘口氣，歇歇腳了。然而，事實並非如此。

　　在我潛逃回京的短暫日子裡，經母親周密安排，我見到了羅儀鳳。時隔一年多，她形容盡變，變成了一個老婦。兩鬢和眼窩深陷，臉孔呈鉛色。本已瘦弱的她，彷彿全身僅由骨頭和神經構成似的。特別是那雙曾經美麗的眼睛，像撂荒百年的土坡，全無潤澤之光。算來她恐怕還不到六十歲，這歲數在國外正是好吃好玩的好時光。革命之於她，真的如自己所言──可謂經脈盡斷哪﹗

　　她直勾勾地看著我，說︰“小愚，我們見面了。可你沒了爹，我沒了娘。”

　　我倆抱頭慟哭。她只坐了半個時辰，即起身告辭。

　　母親留飯，她謝絕了。說︰“走這一趟路，只為看看小愚。”

　　母親執意送羅儀鳳到公共公車站，回來後對我說︰“可憐儀鳳，走路比我還要慢，說話的精神也沒有了。”

　　讓我不解的是，羅儀鳳本人好像未受到什麼政治迫害，怎么變得如此孱弱，淒涼？

　　母親說︰“康老死後，儀鳳的哥哥還是渺無音信。革命政權規定所有私房的產權一律交公，那麼租給外交部官員的房租收入，也沒了。斷了經濟來源的她，粗茶淡飯，節儉度日。在辭退幫工的時候，家裡的男佣老郭和二陳提出，要儀鳳每人給三千元安置費，否則就鬧到居委會去。康家哪有錢？儀鳳膽小，不敢得罪工農兵和街道的人，明知是敲詐，也只得忍氣吞聲。為了湊這六千塊，她都快急瘋了，白天找人托賣家具、衣服、雜物；夜裡焦慮，失眠，哭泣。泡在這樣的苦日子裡，她能不老嗎？到了冬季，儀鳳自己已燒不動鍋爐，只好燒壺開水，灌個暖水袋抱在懷裡。過著這樣的窮日子，她能不老嗎？再說，以往所有的生活內容及全部的社會關係，都斷了。好比終日坐在一口枯井裡。所以，儀鳳的老，是從心老開始的。”

　　母親的話，像一根根鋼針刺痛著我的心。而此刻的羅儀鳳可能坐在電車裡，躲避著別人的注視把臉朝著車外，死寂般的眼睛望著變換的街景，想著渺茫的未來……

　　整個晚上，我都在竭力思索，力圖給我的羅姨尋出一條新的生路。結果，什麼也沒有想出。舊夢已逝，新夢不來。其實，在我們的這個環境裡，她是做不出新夢的。她的處生之道，為新社會所不容。而新政權所倡導的整齊劃一的生活、理念及思惟模式，又把她的心靈最後一條縫兒，都封沒塞絕。這樣的特定人物及其生存情境，不禁使我聯想中國歷史上的遺民。難怪研究明清之際士大夫問題的學人說，中國歷史上“遺民多有祈死，待死，以生為死者”。  而父親說，康氏母女是中國最後的貴族，看來也是不錯的。

　　我不知羅儀鳳什麼時候去世的。後來得知︰在“文革”後期，因街道積極分子和男佣的檢舉，羅儀鳳曾被關押，令其交代與司徒雷登的反革命關係。因為她16歲考入燕京，年紀最輕，功課最好，深得這位洋校長的賞識。羅儀鳳早就說自己是驚弓之鳥，怕的就是政治。我想，正是中國酷烈的政治折了她的壽。況且，靈魂高貴的人往往脆弱。

　　1978年春，我平反出獄，回到了北京。

　　一年的除夕，母親帶我去新源裡聶紺弩家，給聶老做壽。中午，吃罷壽面，母親即刻告辭。我很納悶兒︰母親往常要呆很久，今天為什麼例外？

　　離開聶家，母親便告訴我︰“托人找到了羅儀鳳後來居住的位址，好像就在這附近，今天咱們一定要去看看。”

　　母親一路走，一路問，根據字條上寫的樓號、單元號及門牌號碼，我倆終於來到了一棟普通居民住宅樓的底層。這個樓很舊，公共通道裡的光線暗淡。按動門鈴後，一個滿頭白發的老嫗開了門。

　　我驚呼︰“這不是林女士嗎？﹗”

　　“你是小愚吧？”